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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武德与当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契合性研究——当代大学生德育教育新思路
 

徐烈1,丁丽萍2

(1.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上海,200438;2.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上海,200438)

摘要:本文拟通过对传统武德与当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入剖析,来探寻两者的统一性,旨为当代大学生的德育教育提供一种新思路。论文从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阐释:首先是武德内涵与“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之融合,即中国武术的重要传统特色——对人格的塑造,能否尊师重道、能否善待他人、能否见义勇为、能否为国尽力等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通过在武术的实践运用中,以自己的自觉自悟与自我建构来成就高尚的人格,以达致武术修养的最高境界。这与当代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有机契合,从而达成塑造国民精神与素质之旨。其次是武德精神与当代和谐社会构建指导思想的一致性。习武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格斗,而是更高层次的人格完善,其文化内涵已由一种简单的技术理论转化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思辨层次上。所以,在文化传承看来,将习武融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文化系统之中,赋予其伦理的教化和审美的熏陶之重任,这与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之精神一脉相承的。最后是武德教育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建设的统一性,武德教育中涵蕴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即通过文化的“内辑”与武化的“外悠”相互启发,来全面实现教育之培养完善人格的目的与价值,即通过“以德规行,以德促礼”、“以史为鉴,以迹育人”、“以武强身,以武砺志”等实践方法,发挥武德教育“文治与教化”之功,为当代构建和谐社会、阐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做出贡献。

关键词:传统武德,社会主义荣辱观,人格,民族精神,德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综合,是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心身组织。[①]一个真实的人,其心理和行为虽然复杂多变、千姿百态,但每个人的人格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并且受家庭、社会、学校等方面的影响。由此说明,学校教育对学生的人格形成和定型有着重要的影响。[②]所以,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学习,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培育和人格的养成。著名教育学家廖世承认为:“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之中,有身心健全之教师,而后有身心健全之儿童。青年应先有健全的身体,而后有活泼的精神,而后能持久的探讨高深学问。坚忍、服从、忠勇、牺牲、决断,合作、互助等美德,均可从体育中培养出来”。所以说,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学习,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培育和人格的养成。在当前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民族精神”的历史背景之下,通过武术絪縕化醇的文化教养和独特的人体运动之学,探索一条在继承、发展武术传统精华的同时,明晰“与时俱进”发展观念的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现代化的武术教育之路,以期寻找出一种体育与德育相结合,既能增强大学生身体健康水平,又能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方法。

一、武德内涵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契合性

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公民道德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但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针对这种情况,胡锦涛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倡导“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匡正社会风气,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重塑民族道德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而“武德”一词最早见于二千多年前的《左传·宣公十二年》,即:“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其后,在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门派在不断修订与完善自己的“门规”和“戒约”的同时,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武德系统,从而对武术行为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仁”,它强调“仁”为“爱人之本”,“忠恕之道”,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以“仁爱”为基本伦理思想所派生出的“忠、孝、智、仁、勇、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道德标准,自然也成为武德思想的内涵。

儒家的“仁”对武术的深刻影响,不仅确立了习武者在日常的非武术生活中的做人意识,而且为处理武术专业中的各种复杂关系也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③]如《罗汉行功短打·序言》这样论及中国点穴功法的创立:“兵刃之举,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万里短打宁可轻用乎?故即不得不打,仍示之以打而非打不可之打,而分筋截脉之道(点穴)出焉。圣人用心苦矣。夫所谓截脉者,手脚不能动,一救而苏,不致伤人。短打之妙,至此极关。有志者细心学之,方不负圣人一片婆心也。”其意是说,习武的目的是克敌防身,而并非是为制胜而导致对手的死伤。金恩忠的《少林七十二艺练法》与《峨嵋十二法》中强调“不争”、“持戒”、“化解”,不至最后关头不擅用武力。《少林七十二艺练法》告诫:“技击之道,尚德不尚力,重守不重攻。”以大义服人,先礼后兵,或不战而屈人之兵。苌家拳《初学条目》规定:“学拳宜以德行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是正人君子。学拳宜以涵养为本,举动间要平心气和,善气迎人。学拳宜作正大事情,不可恃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因为武术虽不是以培养人的攻击意识为目的的,但武术的技击训练必然会培养与激化人的攻击意识,而“仁”的精神要求就是削弱与抑制人的这种攻击意识,以对习武者的思想方式起到经常性的调节。[④]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所提倡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武德教育中爱国思想与侠义精神的具体展现。清末民初流传的《少林拳术秘诀》中《五要说》写道:“吾宗之练习此术,乃有深仇隐痛,存于其词。念故国河山已堕,披发为奴之劫,恐筋肉废弛,勉奋鸡鸣舞剑之心。东海可移,此恨难消;磨精练骨,留以有待。故吾人夙夜孜孜于此,非一人一家之微。”其忧国家、爱民族之深情,可见一斑。《少林戒约》之第一条明确提出“习少林技击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意,朝夕勤修”;第三条又云:“少林技术之马步,如演习时,以退后三步,再前进三步,名为蹚中宫,以示不忘中国之意。”有此可见爱国精神贯穿于整个少林宗旨之中。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提出:“中国拳术决不可废止,至于中国武术中,有些叫法不雅驯(不太科学),那是满清统治者造成的,因而中国武术在世界体坛中‘暗然无色’,而仅学到中国武术皮毛的日本武士道,反而大出风头。中国自己的瑰宝不提倡,不学习,而专门追求西洋体育,这就舍玉求石了”。这些优良的侠义品德、爱国主义思想都是我们应该承继的。

“八荣八耻”之“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提倡,是因为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也是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前提条件。而对于习武者来讲,“文武兼蓄”也是其不懈的追求。为辟清武术神秘玄虚化的一面,精武体育会发言人陈铁生在《敬告主持精武言论者》一文中宣布:“飞檐走壁,吞刀吐剑,握石成粉,似有似无,为科学不能证明之技术,皆在吾弃之列。”[⑤]所以,精武会的骨干不仅在书刊中大量使用现身说法来讲解自己练武强身的体会;而且还率先采用西方的摄影技术拍摄武术动作,改变了武术长期以来“因人而传,无一定轨”的局面。而且明代抗倭名将唐顺之、戚继光、何良臣;清代武术家吴殳、苌乃周;近代武术家陈微明、吴图南、孙禄堂等,皆是文武兼备的。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后,武术还享受到硕士、博士教育的礼遇。以上种种,无不说明“文武兼蓄”一直是武术人的追求。

“信”作为武德思想内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代习武者道德修养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如司马迁在描述游侠行径时说:“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咏春白鹤·拳谱》曰:“不信者不教,无礼者不教。”精武会的会章上也刻有“精武之言行:坐言起行,证从事实,精武式之守信:一言诺,重于订诺。”种种这些无不说明武德“信”的精神就是要求习武人学会做人,以达到塑造理想人格的目的。这与“八荣八耻”之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相契合的。因为诚信是一切道德赖以维系的前提,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品德。无诚则无德,无信事难成。

由上所述,对习武者行为规范的确定,其实已经把人的生活的所有领域的道德修养均看作是武术的实践方式。即能否尊师重道、能否慈善待人、能否见义勇为、能否为国尽力等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通过在武术的实践运用中,以自己的自觉自悟与自我建构来成就高尚的人格,以达致武术修养的最高境界。这也正是中国武术的重要传统特色,即对人格的塑造。而且其中很多思想都与“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精妙地契合。所以,把武德思想内涵与“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正是塑造国民精神与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武德精神与当代和谐社会构建指导思想的一致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既是我们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当代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同时也是我们祖先千百年来热切向往的社会理想目标。

自古以来, “和谐”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要素。其中,包括个体自身的内部和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如《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认为宇宙万物都产生于阴阳二气的和谐之中。而儒家经典《中庸》的核心亦离不开“和”,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乃万物生育之根本。《周易·系辞上》则提出了著名的“与天地合其德”的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经典《中庸》则为我们描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状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相互协调,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的宏大境界。中国哲人一贯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体现了对自然的积极而恭谦之态度:努力改造自然,参与自然演进,但又不超越自然的承受度,实现“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获得人与自然的和谐生趣。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中的武术,和谐观点亦自然贯穿于它的思维模式与行为规范之中。如苌家拳重“养气”,徐哲东指出:“拳技主于养气,务使气藏于腹,精神合一,气力乃成。气力者,精神能胜物之谓”(《苌氏武技书·序》)。太极拳家王宗岳在论述心、气、身三要素时亦指出:“以心行气,务令沉着,乃能收敛入骨。以气运身,务令顺遂,乃能便利从心。”“先在心,后在身”、“心为令,气为旗,神为主帅,身为躯使”(王宗岳《打手要言》)。峨嵋枪法还以专节论“治心”,指出“用技易,治心难,手足运用,莫不由心。”由此看出,不管是苌家拳的“养气”,太极拳的要领口诀,还是峨嵋枪法的“治心”,无不体现出以个体和谐为功法核心的宗旨。而且,武术的“养气”、“养心”、“炼神”、“炼性”等,也都包括了德行品性的内涵。如孙禄堂说:“夫武术以和为用,和之中,知(智)勇备焉……拳术中亦重中和,亦重仁义。”即他认为“智”、“勇”均是由“和”中生出来的。他深刻的认识到“和”能生万物,和谐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此外,武术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凸显出其多元化的功能,如技击、养生、修性、教化、娱乐等,但不管什么功能,实现它们的伦理观念归根结底是和谐,衡量这些功能的总体价值尺度亦是和谐,追求的总目标之共同点仍是和谐。简言之,中华武术视个体和谐为真,天人和谐为美,人际和谐为善,和谐观念是武术伦理思想的最高准则,即武德精神。[⑥]习练太极拳不仅具有健身强体、祛病延年的健身功效,而且还可使心静体松、中正安舒的舒缓心理,缓解压力的作用,达到身心和谐、物我和谐的境界。邓小平同志在七十年代应日本众议院副议长三宅正一的邀请,题写了“太极拳好”赠日本太极拳爱好者。

因此,武术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或技艺,而是一种态度、心境和对生命的承诺,是武术个体“内圣外王”的途径之一。习武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格斗,而是更高层次的人生完善和人格塑造,其文化内涵已由一种简单的技术理论转化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思辨层次上。所以,在文化传承看来,将习武融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文化系统之中,赋予其伦理的教化和审美的熏陶之重任。这是与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之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弘扬武德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武德教育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建设的统一性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和基本思想的高度提炼和概括,为我们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正确指南。

中国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支,其集文史哲为一体的典征,使之更具有独特的人文教育价值和意义。通过武术理论与技术的习练,解识中国历史与文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曲折与磨难,以及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和高超智慧,对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以德规行,以德促礼”。在武术传授中,首先是“收徒习武,首观其德”。如黄百家《内家拳法》中有“五不可传者”的规定,其中前四条均为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即“心险者”、“好斗者”、“狂酒者”、“轻露者”皆不可传。其次是“尊师重道”。“尊师”指的是尊敬师傅长辈,虚心求教;“道”的含义则有三层,一是涵养、道德、修养,二是传授、教授,三是练武规律;即习武者必须要在提高自身的道德涵养的前提下接受师傅的传授,并认真探索练武的规律,在师傅长辈的指点下循序渐进。如古代武术各门派的门规,就是要求凡在本门习武之人,必先修其门规。虽然各门派之门规的形式有很大差别,但并无质的区别。据《武术汇宗》上篇记述,少林寺要求门徒“各守规矩,苦磨功夫,执守遵照。倘有违犯,责打戒尺四十,晓众游擂,儆戒下次。如重犯者,加三等责罚”。其三就是“施武之德”。即不可恃武逞威,好勇斗狠。如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记载的袁公与越女“折竹代剑”,三国时期曹丕与邓展的“以蔗代杖”,以及比武中“点到为止”之要求等等,都是重在切磋武艺,而不是致人于死地的典证。此外,少林武术也有“八不打”之说,即一不打太阳为首,二不打对正锁口,三不打中心内壁,四不打两肋太极,五不打海底撩阴,六不打两肾对心,七不打尾闾风府,八不打两耳扇风。不难看出,这“八不打”所指部位都是致命之人体要害。可见“德”之追求始终贯穿于武术技艺传授与习练实践之全过程。

第二,“以史为鉴,以迹育人”。郁达夫先生讲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⑦]英雄人物是历史的产儿,民族的英雄人物体现着民族历史的内容。而历代武者民族精神表现之实例为开展武德教育提供了生动的范例,因此也是独具魅力的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古代,东晋祖逖“闻鸡起舞”,奋发图强,准备为国效力的精神;南宋岳飞幼年时,其母刺“精忠报国”于背,使他铭刻在心,以自己的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明代名将戚继光也以“封侯非吾意,但愿海波平”表达其不为功名利禄,只望国泰民安之心声。近代的“鉴湖女侠”秋瑾,其“侠骨棱棱,英风拂拂”,临危不惧、为国捐躯之事迹;以及击败外国拳击手,一洗东亚病夫耻的“神拳大龙”蔡龙云。此外,还有精武会,其会歌“国不强兮报毁灭,人不强兮难自立!振奋精神,锻炼筋骨,充我智能,坚我魄力。百炼此身如钢铁,任何威武不能屈!……培国脉!……卫黄魂!尽天职”;中央国术馆“强种救国、自强不息”之馆训和《早起歌》“闻鸡起舞学古人,忧劳兴国逸易亡身,唤醒炎黄子孙,强我种族壮我国魂”等等,[⑧]无不体现出他们自强不息、奋发向上、保家卫国的中华民族精神。

第三,“以武强身,以武砺志”。练武是一个“体悟”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强身健体的过程,更是道德修养不断提升的过程。明代,此外,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中指出:“拳法似无预于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说明拳术虽然于军阵作战效用不大,但对于强健士兵的体魄是显而易见的。清代,王宗岳《十三势歌》中有“详推用意终何在?益寿延年不老春”,即认为习拳的目的就是“益寿延年”。近代,孙中山先生借国人重火器而弃中国固有之技击的错误观点,主张大力宣传与普及武术使国人重视武术,希望通过习技击术而“求自卫之道”,抗敌卫国,唤醒国人尚武精神和民族意识。他不仅为精武体育会编著的《精武本纪》一书作“序”,而且还亲自题字——“尚武精神”,表达他对武术的肯定与重视;中央国术馆也把“术德并重、文武兼修”作为国术馆课程设置的重要原则,其目的就是要求学员成为一个既有高尚思想又有健康体魄的健全国民。

同时,耳熟能详的武谚“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之说,意即欲要练好武术,必须常年坚持,即使“三九”严冬与“三伏”盛夏也不可中断,只有这样持之以恒地习武,技艺才会得到不断的提高。说明武术在强壮身体的同时,更是一种意志的磨砺。而且“拳打千遍,神理自现”之说也是强调体验,即在武术技术的实践过程中不但要体会拳法、拳理,同时还要去体悟人生、道德,从而将练与修熔为一炉。

武德教育中涵蕴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崇德守信、振兴中华的传统美德。将尚武与尚德紧密结合,充分发挥武德教育在培育爱国主义、激发民族精神,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完善人格以及强健身心等方面有着独特作用与价值。[⑨]最终实现武德教育的“文治与教化”之功。

四、参考文献

[1] 黄希庭.人格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05—117.

[2] 陈少华.人格与认识[M].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16.

[3] 乔凤杰.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00.

[4] 陈铁生.敬告主持精武言论者[J].上海:精武月刊,1925,52.

[5] 徐才等.武术学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94—95.

[6] 易剑东.民国时期武术竞技述论[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3:8—10.

[7] 庞玉森等.中央国术馆史[M].合肥:黄山书社,1996.39—41.

[8] 郭守靖,郭志禹.以武术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回顾与教育策略[J].体育文化导刊,2006,7:65.

徐烈,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辅导员,讲师,联系电话:51253203

[①]黄希庭.人格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9:105—117.

[②]陈少华.人格与认识[M].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5—16.

[③]乔凤杰.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99.

[④]乔凤杰.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00.

[⑤]陈铁生.敬告主持精武言论者.上海:精武月刊,1925.52.

[⑥]徐才等.武术学概论.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94—95.

[⑦]易剑东.民国时期武术竞技述论[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3:8—10.

[⑧]庞玉森等.中央国术馆史.合肥:黄山书社,1996:39—41.

[⑨]郭守靖,郭志禹. 以武术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回顾与教育策略[J].体育文化导刊,200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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